远行与归来

黄州：从失意里长出日常

以作品、地点与生活细节交叉阅读苏轼的黄州岁月。

元丰二年（1079），苏轼知湖州，上谢表“愚不适时”“老不生事”被摘发，七月二十八日被捕，八月十八日下御史台狱，十二月二十九日贬黄州团练副使。元丰三年正月三十日抵黄州，作《初到黄州》：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——“为口忙”三字，是对“因言得罪”最直接的自嘲。

到黄州次年，故人马正卿为他在城东请得故营地五十亩躬耕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——“东坡”本是黄州城东门外的一块坡地，“苏东坡”的称呼，起点是这五十亩薄田。1082年两游赤壁（赤鼻矶），作前、后《赤壁赋》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；同年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，作《定风波·莫听穿林打叶声》：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归去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”

1083年，王巩自岭南宾州贬所归来，道过黄州，苏轼作《定风波·南海归赠王定国侍人寓娘》相赠：“此心安处是吾乡”（词题可证；“柔奴”姓名等情节为后世演绎，不可当作史实）。1084年量移汝州，离黄州途中游庐山，题《题西林壁》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。

名言小结：1101年北归途中《自题金山画像》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可作为原话引用；“东坡肉为苏轼发明”系后世附会，不收。另“王安石叹‘岂有圣世而杀才士乎’”出自周紫芝《太仓稊米集》转引“旧传”，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引《元祐补录》存疑——有争议，引用须注明。

永州：山水成为另一种语言

从《永州八记》看柳宗元如何重新描述人与土地。

柳宗元（773—819），字子厚，河东解县人，793年二十一岁登进士第。805年参与王叔文永贞革新，革新百余日即失败，九月贬邵州刺史，十一月再贬永州司马。永州十年（805—815），是他写作的高峰，也把他从政治人物变成了山水散文的开创者。

《永州八记》——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《钴鉧潭记》《钴鉧潭西小丘记》《小石潭记》《袁家渴记》《石渠记》《石涧记》《小石城山记》——为中国游记文体之先河。《小石潭记》写“潭中鱼可百许头，皆若空游无所依”；《江雪》写“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”：山水在他笔下成为另一种语言，说的全是放逐者的处境。另有《捕蛇者说》，借永州异蛇之毒，写苛政之烈。

柳宗元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，共领古文运动；柳宗元去世后，韩愈亲自作《柳子厚墓志铭》，留下“呜呼！士穷乃见节义”。刘禹锡为他编定遗文《柳河东集》，两人并称“刘柳”。815年奉诏回京，后出为柳州刺史，819年卒于柳州任上。

江州：一段琵琶声的来路

把熟悉的诗句放回白居易的任职经历与江州空间。

白居易（772—846），字乐天，号香山居士。元和十年（815）六月，藩镇刺客刺杀宰相武元衡，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，被指“擅越职分”；加之平素讽喻诗得罪权贵，贬为江州司马——中唐的司马一职，多用于安置“犯罪”官员，是变相发配。

元和十一年（816）秋，浔阳江头送客，偶遇琵琶女，作《琵琶行》（原题《琵琶引》）：“同是天涯沦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识。”又以“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语”写琵琶声。诗中的琵琶女是文学人物，不可当作纪实去考据其人；但“天涯沦落”的感慨，是贬谪者真实的心境。

白居易与元稹并称“元白”，共倡新乐府运动；与刘禹锡并称“刘白”。元和十三年（818）转忠州刺史，后召回长安，晚年居洛阳，846年病逝，葬于香山。

潮州：八个月如何留下千年回声

韩愈在潮州的治理实践与地方记忆。

元和十四年（819）正月，宪宗迎凤翔法门寺佛骨入宫，韩愈以刑部侍郎上《论佛骨表》极谏，宪宗大怒欲诛，经裴度、崔群营救，贬潮州刺史。赴潮途中幼女韩挐夭亡，韩愈亲作《女挐圹铭》。在潮约半年至八个月（具体月数待核），年底改授袁州刺史。

在潮州，韩愈置乡校，命进士赵德为师；作《祭鳄鱼文》告鳄鱼：“刺史则选材技吏民，操强弓毒矢，以与鳄鱼从事，必尽杀乃止。其无悔！”祭文原文存世可证；“祭鳄之后鳄鱼西徙六十里”、恶溪改名韩江，均为后世附会，不可写成史实。排佛的韩愈却与潮州高僧大颠有真实往来——《与孟尚书书》自述“留十数日，因与来往”；两人禅机问答则为传说。

贬潮途中作《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》：“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贬潮州路八千。”诗中“湘”为侄孙韩湘；后世道教传说中的八仙韩湘子是另一套叙事，两张脸不要贴在一起。

韩愈与柳宗元并称“韩柳”；柳宗元曾在《答韦中立论师道书》中称“独韩愈奋不顾流俗……抗颜而为师”。千年之后，苏轼作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以“文起八代之衰，而道济天下之溺”为韩愈定调——此为苏轼评语，非韩愈自述，引用须注明出处与性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