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典精读曾巩的文章不追求惊人之语，讲究章法：起承转合都有法度，议论层层推进。读他的代表作，重点看结构——他是怎样从一件事推出一个道理的。
《墨池记》
读前一句话：庆历八年（1048），曾巩凭吊临川“晋王右军墨池”遗迹，应州学教授王盛之请而作。全文由一块池子写起，落点却是“深造道德”——这是曾巩式“由小见大”的典型章法。
臨川之城東，有地隱然而高，以臨於溪，曰新城。新城之上，有池窪然而方以長，曰王羲之之墨池者，荀伯子《臨川記》云也。羲之嘗慕張芝，臨池學書，池水盡黑，此為其故跡，豈信然邪？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，而嘗極東方，出滄海，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，豈其徜徉肆恣，而又嘗自休於此邪？
羲之之書晚乃善，則其所能，蓋亦以精力自致者，非天成也。然後世未有能及者，豈其學不如彼邪？則學固豈可以少哉，況欲深造道德者邪？
墨池之上，今為州學舍。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，書「晉王右軍墨池」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，又告於鞏曰：「願有記」。推王君之心，豈愛人之善，雖一能不以廢，而因以及乎其跡邪？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？夫人之有一能，而使後人尚之如此，況仁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！
慶曆八年九月十二日，曾鞏記。
白话：临川城东，有块略为突起的高地，临近溪流，叫新城。新城上面，有个长方形的低洼池子，说是王羲之的墨池——这是荀伯子《临川记》里记载的。王羲之曾仰慕张芝，在池边练字，池水都变黑了，这就是他的遗迹，难道真是这样吗？王羲之不愿勉强做官时，曾游遍东方、泛舟东海，在山水间自娱，难道他纵情游览时，曾在此停留过吗？
王羲之的书法到晚年才精妙，可见他的成就，是靠刻苦用功达到的，不是天生的。但后世没有能赶上他的，难道是大家的学力不如他吗？可见学习的功夫怎么可以少下呢？更何况想要在道德上达到精深境界的人呢？
墨池上面，如今是州学的校舍。教授王盛怕墨池的事迹不显扬，写了“晋王右军墨池”六个大字挂在柱间，又对我说：“希望有一篇记。”推想王先生的用心，难道是喜爱别人的长处，即使一技之长也不让埋没，因而连遗迹都珍惜吗？难道是想推究王羲之勤学的故事来勉励学者吗？一个人有一技之长，尚且让后人如此推重，更何况仁人志士遗留后世的风范德泽，对后世的影响又该如何呢！
庆历八年九月十二日，曾巩记。
第一层·字面：“岂信然邪”“岂其徜徉肆恣”两处设问，是曾巩的谨慎——遗迹是否属实，他先存疑，不把传说写成定论；“晚乃善”三字是全文枢纽，王羲之到晚年才写好字，所以“非天成”。第二层·结构：四段层层推进：记遗迹（存疑）—论学力（“精力自致，非天成”）—记请托（王盛其人其心）—推大义（由“一能”推及“仁人庄士之遗风余思”）。这是曾巩最擅长的章法：从具体小事推出普遍道理，一步不乱。第三层·处境：作于曾巩三十岁、尚未登第时。“况欲深造道德者邪”——他勉励学者，也在勉励自己。
据公开转录本核对，字句与通行本一致；引用前仍建议据《元丰类稿》点校本复核。转录已核
《醒心亭记》
读前一句话：庆历七年（1047），欧阳修知滁州第二年，在丰乐亭东建“醒心亭”，请曾巩作记。全文表面写亭，实际写人——写欧阳修这个人“难遇”。
滁州之西南，泉水之涯，歐陽公作州之二年，構亭曰豐樂，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。既又直豐樂之東幾百步，得山之高，構亭曰醒心，使鞏記之。
凡公與州賓客者遊焉，則必即豐樂以飲。或醉且勞矣，則必即醒心而望，以見夫群山之相環，雲煙之相滋，曠野之無窮，草樹眾而泉石嘉，使目新乎其所睹，耳新乎其所聞，則其心灑然而醒，更欲久而忘歸也。故即其事之所以然而為名，取韓子退之《北湖》之詩云。噫！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，而名之以見其實，又善者矣。
雖然，公之作樂，吾能言之。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，吾民給足而無憾於下。天下之學者，皆為才且良；夷狄鳥獸草木之生者，皆得其宜，公樂也。一山之隅，一泉之旁，豈公樂哉？乃公所寄意於此也。若公之賢，韓子歿數百年，而始有之。今同游之賓客，尚未知公之難遇也。後百千年，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跡，思欲見之，而有不可及之歎，然後知公之難遇也。則凡同游於此者，其可不喜且幸歟！而鞏也，又得以文詞托名於公文之次，其又不喜且幸歟！
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。
白话：滁州西南，泉水边上，欧阳先生任知州的第二年，建亭叫“丰乐”，亲自作记说明取名之意。不久又在丰乐亭东几百步，找到一处高地，建亭叫“醒心”，让我来作记。
每逢欧阳先生与州里宾客出游，必到丰乐亭饮酒。有时喝醉了、疲乏了，就必登醒心亭眺望：群山环绕，云烟相连，旷野无边，草木茂盛、泉石秀美，所见让眼睛一新，所闻让耳朵一新，于是心胸洒然清醒，更想久留而忘记回去。所以就按这个缘由取名，取自韩愈《北湖》诗句。唉！可谓善于在山泉之间取乐，又以实景命名，更是高明。
不过，欧阳先生作乐的真意，我能说出来：我们的君主在上悠然无为，我们的百姓在下丰足无憾；天下的学者都有才有德；异域、鸟兽、草木各得其所——这才是欧阳先生的快乐。一山之角、一泉之旁，哪里是他的快乐所在呢？不过是寄托心意罢了。像欧阳先生这样的贤人，韩愈死后几百年才出一个。如今同游的宾客，还不知道遇到先生多么难得。千百年后，有仰慕先生为人、瞻仰先生遗迹的人，想要一睹风采而只能兴叹，那时才知道先生难遇。那么凡是与先生同游的人，怎能不欢喜庆幸呢！而我，又能以文章托名于先生文集之后，怎能不欢喜庆幸呢！
庆历七年八月十五日记。
第一层·字面：“醒心”之名取自韩愈《北湖》诗“应留醒心处，准拟醉时来”；“公乐也”三字是全文题眼——欧阳修的乐不在亭，在“君无为而民给足”。第二层·结构：记亭之由来—写亭之景与“醒”之得名—论公之乐（由亭及人）—叹公之难遇（由人及史）。结尾“托名于公文之次”是二十九岁的曾巩对欧阳修最直接的致敬。第三层·处境：庆历新政失败，欧阳修贬滁州。曾巩在逆境中为老师立传式的记文，“韩子殁数百年而始有之”——这是学生能给老师的最高评价。
据公开转录本核对；通行本“公乐也”一处有“公东也”误刻，兹据文义取“乐”。转录已核
《宋史·曾巩传》：越州救灾段精读
读前一句话：这是正史里曾巩“政事”最完整的一段。注意史官的写法：先写他罢了一项弊政，再写他救一场饥荒——两件事，一件事关制度，一件事关性命。
出通判越州，州舊取酒場錢給募牙前，錢不足，賦諸鄉戶，期七年止。期盡，募者志於多入，猶責賦如初。鞏訪得其狀，立罷之。歲饑，度常平不足贍，而田野之民，不能皆至城邑。諭告屬縣，諷富人自實粟，總十五萬石，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。民得從便受糶，不出田里，而食有餘。又貸之種糧，使隨秋賦以償，農事不乏。
白话：出任越州通判。越州旧例拿酒场收入预支招募牙人（衙前役），钱不够，就向乡户摊派，约定七年为止。期限到了，招募的人为了多收入，仍照旧摊派。曾巩查明情况，立即废止。适逢饥荒，估计常平仓的粮食不够赈济，而种田的百姓不能都进城领粮。于是通告各县，劝富人如实上报存粮，共得十五万石，按比常平价略高的价格卖给百姓。百姓就近买粮，不出乡里，粮食还有余。又借给农民种子粮，让随秋税偿还，农事没有耽误。
第一层·字面：“立罢之”的“立”字最见性格——查明即废，不拖；“讽富人自实粟”的“讽”是劝谕不是强征，“视常平价稍增”则让富人不吃亏，买卖双方都过得去。第二层·结构：先破（罢摊派之弊）后立（劝分+贷种两策）；“民得从便受糶，不出田里”一句，点出救灾的关键不在发粮多少，而在让百姓不必离乡——这是懂农村的人才能写出的政策。第三层·史笔：《宋史》把这段放在传的前半，是史官为“政事”立的证据。后文吕公著评“政事不如文章”，但单看这一段，曾巩的政事已足够扎实。
据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九《曾巩传》公开转录本。正史原文
上疏议经费：“节用为理财之要”
读前一句话：1080年，曾巩赴沧州途中过阙，神宗召见，留判三班院。他上疏谈经费，神宗的批语被《宋史》完整记下——这是皇帝对一位地方官财政见识的最高评价。
上疏議經費，帝曰：「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，世之言理財者，未有及此。」
白话：（曾巩）上疏议论经费开支。神宗说：“曾巩把节省用度作为理财的关键，世上谈理财的人，没有达到这个认识的。”
第一层·字面：“节用为理财之要”——理财的关键不在多开源，而在节流。这是儒家传统的财政观，曾巩把它讲成了可操作的政策语言。第二层·处境：熙宁变法讲“理财”讲了十余年，多是开源之术（青苗、免役、市易）。曾巩在变法后期提出“节用”，立场温和而独立：不站队，只谈事。第三层·回响：这句话后来常被引用为中国传统财政思想的代表。引用时请注意：它出自《宋史·曾巩传》记神宗语，是皇帝的转述，不是曾巩疏文的原文。
据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九《曾巩传》。正史原文
一个总的文风四篇之中，两篇是二十多岁未登第时的作品（《醒心亭记》《墨池记》），两段是正史里的政事记录。曾巩的“章法缜密”不在辞藻，在结构：每一篇都从具体的小事起笔，推出普遍的道理，收束时不留一句废话。后世桐城派拿他当作文法门，正是从这里入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