扁鹊立四诊，张仲景定辨证，华佗试外科，皇甫谧编针灸，葛洪备急救，陶弘景理本草，孙思邈立医德，李时珍成《纲目》。“济世”不是一句颂词：是把治病的方法写成书、留给后人，让无钱求医的人也能照着方子抓药。
扁鹊（相传约前407—前310），本名秦越人，战国时人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里专为他立《扁鹊仓公列传》——这是中国史书第一次为一位医生作传。传中说他从长桑君受医术，能“视见垣一方人”，这类叙述带有明显的传说色彩；可以确认的是，“扁鹊”之名在战国已是名医的代称，后世甚至怀疑它本是行医者的共名，而非一人。
《韩非子·喻老》记“扁鹊见蔡桓公”：病先后在腠理、肌肤、肠胃、骨髓，桓公讳疾忌医，终不可治——一则寓言，把“治未病”的道理讲了两千年。后世把望、闻、问、切“四诊”归于他的名下，又尊他为“脉学之宗”。无论扁鹊是一人还是共名，中医的诊法传统，都是从这个名字开始立起来的。
张仲景（约150—219），名机，南阳人，东汉末年医学家，相传曾任长沙太守。他在《伤寒杂病论》自序里说：宗族二百余人，不到十年死去三分之二，其中七成死于伤寒。疫病当前，他“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”，写下这部书。
《伤寒杂病论》后世析为《伤寒论》与《金匮要略》：以六经辨证统外感病，以脏腑辨证治杂病，确立“辨证论治”的框架，方剂如桂枝汤、麻黄汤至今仍在方书之中。他被后世尊为“医圣”；“坐堂行医”的故事——说他任太守时于公堂为百姓看病，是“坐堂医”一词的来历——出自后世传说，但恰好道出了这部书的气质：医术不是秘藏，是要放到大堂上、给众人用的。
华佗（约145—208），字元化，沛国谯人。《三国志》与《后汉书》都为他立传，在史家笔下，他是东汉末年医术最高的一位：精于方药、针灸与外科，尤其留下了“麻沸散”——病人以酒服散，昏醉无觉，然后剖腹切除病灶。这是世界医学史上最早的全身麻醉记录，可惜配方没有传下来。
他还创编“五禽之戏”，模仿虎、鹿、熊、猿、鸟的动作导引健身，弟子吴普坚持练习，据说活到九十多岁。小说《三国演义》把“刮骨疗毒”安在他名下，正史《三国志》记关羽刮骨却没有写明医生是谁，须分辨清楚。华佗最终被曹操所杀，他临死想献出的医书，据传被狱吏所惧而焚——真假难考，却是中医史上最令人扼腕的一页。
皇甫谧（215—282），字士安，安定朝那人，西晋学者。他四十余岁患风痹，半身不遂，又耳聋目眩——正是这场病，把一位史学家推成了针灸学家：他遍寻古籍中的针灸记载，又在自己身上验证取穴。
他把《素问》《灵枢》《明堂孔穴针灸治要》三部古书合编考校，成《针灸甲乙经》十二卷：归纳腧穴三百四十九个，按部位排列，逐穴注明针刺深度与禁忌。这是现存最早的针灸学专著，针灸从此有了一套可教、可考的文本。皇甫谧一生屡辞征辟，以病弱之身著书终老——“针灸鼻祖”的名头，是他用自己的病换来的。
葛洪（284—364），字稚川，东晋丹阳句容人。他的《肘后备急方》是为普通人写的：书名“肘后”，是说可以藏在袖中、随身携带；选方专挑田野可得、价贱易求的药，篇幅短到村医、行人都能用。这是中国医学史上第一部临床急救手册。
书里几条记载的分量，远超他的时代：治疟疾，“青蒿一握，以水二升渍，绞取汁，尽服之”——不用煎煮，正是这一句“绞汁”的提示，一千六百多年后启发屠呦呦以低温萃取得到青蒿素；治狂犬病咬伤，杀咬人之犬“取脑敷之”，已是一种朴素的免疫思想萌芽。葛洪的方子不贵、不用等，这正是“济世”二字最实在的样子。
陶弘景（456—536），字通明，丹阳秣陵人，南朝梁道教学者、医药学家。他隐居句容茅山，朝廷有大事却要遣使来问，时人称“山中宰相”。在医药上，他做的是一件笨功夫：整理《神农本草经》。
他以原经三百六十五种药为底，增补《名医别录》三百六十五种，成《本草经集注》七卷，药物翻倍为七百三十种；又改按玉石、草木、虫兽、果、菜、米食的自然属性分类，并用朱书、墨书区分原经与别录的出处。此后近千年，中国本草一直沿着他定的这条路走。分类与出处——今天看是学术规范，在当时，是他一个人先做出来的。
孙思邈（生卒年诸说并存，约581—682），京兆华原人，唐代医药学家。他用三十卷《备急千金要方》与三十卷《千金翼方》，把唐以前的方药经验汇成大典。书名“千金”，出自他的信条：“人命至重，有贵千金，一方济之，德逾于此。”
比方子更长久的是《大医精诚》：医生治病，先要“安神定志，无欲无求”，对病人不分贵贱贫富、华夷愚智，一视同仁；见人苦恼，若己有之。这是中国第一篇完整的医德论述，直到今天仍被医学院引用。后世尊他为“药王”——王字一半给医术，一半给这篇短文立下的人格。
李时珍（1518—1593），字东璧，湖广蕲州人。他出身医学世家，科举屡试不中，遂专心行医。读前代本草，他发现药物名目混乱、错漏甚多——错认一味药，是会死人的。他决定重修一部。
从三十四岁动笔，到六十岁成书，《本草纲目》用了二十七年：五十二卷，收药一千八百九十二种，附方一万一千多则；分类按“从微至巨、从贱至贵”，设十六部、六十类，是近代植物分类学出现之前，中国人自己搭出的最完整的博物框架。为核实一味药，他亲赴深山采认、解剖验证、遍访药农渔樵。这部书后来东传日本、西译多国——所谓济世，到他这里成了一件用一辈子做完的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