韩愈、柳宗元首倡古文，欧阳修北宋接棒，三苏、王安石、曾巩集大成。“唐宋八大家”是明代茅坤在《唐宋八大家文钞》里定下的名字——八个人的名字，串起古文运动三百年。
韩愈（768—824），字退之，河南河阳人。唐宋八大家之首，也是古文运动的实际点火者。中唐文坛被六朝骈文统治：讲究对偶、用典、声律，写什么都像一个模子。韩愈偏要反着来，主张“文以载道”“不平则鸣”（《送孟东野序》），把散文从形式游戏拉回到“说理载道”的位置。
他的代表作今天仍在课本里：《师说》讲“师者，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”；《马说》讲“世有伯乐，然后有千里马”；《祭十二郎文》以家书笔法写哀祭，被称为“以书信为祭文”的开创。819年，他因《论佛骨表》触怒宪宗，被贬潮州刺史——“忠犯人主之怒”，正是苏轼后来在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里写下的评语上半句。
柳宗元（773—819），字子厚，河东人，与韩愈并称“韩柳”。他的前半生是京官：805年参与王叔文集团的“永贞革新”，想整顿吏治、收回藩镇特权，革新仅维持一百多天即告失败。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，在永州待了十年，又改授柳州刺史，四年后病逝于柳州任上，世称“柳柳州”。
贬谪没有压垮他的笔，反而成就了“永州八记”：《始得西山宴游记》《钴鉧潭记》《小石潭记》等，把山水游记写成了借景言志的载体——“以愚辞歌愚溪，则茫然而不违”。政论方面，《封建论》系统论证郡县制优于封建制，立论之严密，后世少有。他的山水文与韩愈的论说文，一刚一柔，共同奠定了古文的两种基本形态。
欧阳修（1007—1072），字永叔，号醉翁、六一居士，庐陵人。韩柳之后二百年，古文运动在北宋由他接棒。北宋初年文坛流行“西昆体”，辞藻华丽而内容空洞；欧阳修身体力行提倡平实古文，并利用自己的文坛地位奖掖后进——“三苏”、曾巩、王安石都得过他的提携。
嘉祐二年（1057），他知贡举，录取了苏轼、苏辙、曾巩，一榜而得天下英才，传为科举史上的佳话。他的《醉翁亭记》写滁州山水与民同乐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”；《秋声赋》以秋声起兴，写人生之秋；史学上主修《新五代史》。庆历新政（1043）中，他与范仲淹并肩，也因此几度被贬——文章、政治与人格，在他身上是同一件事。
苏洵（1009—1066），字明允，号老泉，眉州眉山人，苏轼、苏辙之父。“苏老泉，二十七，始发愤”——《三字经》这句说的就是他：早年游荡不学，二十七岁才下决心读书，闭门苦读数年，终以文章名动京师。
他的代表作《六国论》开篇即断：“六国破灭，非兵不利，战不善，弊在赂秦。”以战国史事喻北宋积弊，议论锋利，结构严密，是唐宋议论文的典范。另有《权书》《衡论》等策论。与两个儿子的关系是“三苏”并称的基础：1057年，他带着苏轼、苏辙进京赶考，父子三人同登进士第（苏洵本人此前已凭文章得欧阳修赏识），一时传为美谈。
曾巩（1019—1083），字子固，建昌军南丰人，世称“南丰先生”。他是八大家里年辈居中、声名最“稳”的一位：嘉祐二年（1057）与苏轼、苏辙同榜进士，一生历官地方与中央，以史才、文才见重，晚年官至中书舍人。
曾巩的散文以严谨见长，章法缜密，长于记叙。代表作《墨池记》由王羲之书法之勤奋，推出“人之为学”的普遍道理；《醒心亭记》写滁州山水亭台，寄托旷达。他与王安石交谊深厚，两人早年互相推重；与欧阳修亦有师生之谊。在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谱系里，曾巩是承上启下的一环：承欧阳修的古文衣钵，启后学的文章法度。
王安石（1021—1086），字介甫，号半山，临川人。后人记住的多是“拗相”与熙宁变法（1069），但他在“唐宋八大家”里占一席，凭的是散文。《伤仲永》讲天才方仲永“泯然众人”，是流传最广的警示寓言；《游褒禅山记》由一次未登绝顶的游览，推出“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，可以无悔矣”的哲理；《答司马谏议书》则是中国政治史上罕见的、把改革主张讲得条分缕析的公文。
他的文章风格与变法气质一致：简洁、峻切、不留情面。晚年罢相退居江宁钟山，号“半山老人”，潜心学问。文学史上有个有趣的对照：他与司马光政见不合，却都以文章名世；与苏轼互相不服，却都进了“八大家”——古文的标准，从来只看文字本身。
苏轼（1037—1101），字子瞻，号东坡居士，眉山人。唐宋八大家里成就最“全”的一位：诗、词、文、书、画，无一不精。嘉祐二年（1057）进士，为欧阳修门下最得意的弟子。1079年“乌台诗案”下狱，贬黄州——反而写出了前后《赤壁赋》与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把人生的低谷变成了文学的高峰。
他的散文汪洋恣肆，《潮州韩文公庙碑》评韩愈“文起八代之衰”；词开豪放一派，《水调歌头·明月几时有》至今人人会背；书法列“宋四家”。一再起落、一再被贬（黄州、惠州、儋州），始终没有停止写作。后世把他当作文人的理想人格：才华、旷达与不屈，可以同时成立。
苏辙（1039—1112），字子由，晚号颍滨遗老，眉山人，苏轼之弟。长期活在哥哥的光环下，但他自有分量：嘉祐二年（1057）与苏轼同榜进士，哲宗朝官至门下侍郎，相当于副宰相，是“三苏”里实际官位最高的一位。
他的代表作《黄州快哉亭记》写“快哉此风”，与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互为映照；早年的《上枢密韩太尉书》则是一篇漂亮的自荐信，条理分明，欧阳修见之亦加赏识。苏轼曾说：“子由之文，词理精确，不及吾，而叙事赡详，过于吾。”兄弟二人的文章，一豪一稳，恰是北宋古文的两种面相。